叙永二手房(陈兰亭的生平事迹)

陈兰亭本是一介无赖之徒，他家乡是石柱县一个偏僻小山村，幼年在常在石柱县桥头当赖时猴，常到桥头听说平书的讲著名女将军秦良玉的故事。年年军阀混战，使他再也无法在老家生存，他展转去了洋渡镇（西沱镇沿溪往上），嗨袍哥结交了许多地痞流氓，和范哈儿（傻儿师长范绍增）结为拜把兄弟。总觉得日子光这样混，终是不成，没想到苍天相助，时机成就了这番事业。

北洋军阀时期，陈兰亭这个流氓无产者就在月亮坝下聚议起事的，他们这群英雄豪杰，在当时群雄奋起，军阀混战之时仅用一挂鞭炮，一个白皮油桶，凭借长江三角皞险、峻、幽的地势，抢走了大军阀吴佩孚的一船军火，陈兰亭后来成为名震川东的土匪、军阀、国民党中将师长。话说月亮坝起事，陈兰亭有了武装，成了纵横武陵山脉的大土匪，他杀富济贫，从不骚扰乡里，对待欺贫之土匪杀一儆百，大有梁山好汉之举。后来被国民党招安，成了正规军。

1916年，护国战争时期，刘伯承任第四支队司令，第四支队主要活动于川东一带。血战丰都中，刘伯承身先士卒，因寡不敌众而头部连中两弹，右眼受重伤。陈兰亭背上刘伯承杀出重围。德籍医生为他摘除右眼球时，要给刘伯承打麻药。为保护脑神经，刘伯承拒绝了。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，刘伯承忍受着巨痛做完了手术，德国医生敬畏地称他是“军神”。陈兰亭深感佩服，决意率众兄弟跟随刘伯承一起参加护国运动。

1926年12月2日，赖心辉的混成旅旅长袁品文、陈兰亭等泸州起义。1927年4月下旬，刘湘与杨森、刘文辉、赖心辉等联名通电拥蒋，刘湘为前敌总指挥攻打起义军。实力悬殊过大，大军压进，三个旅的兵力根本抵挡不住，起义破产。义释刘伯承，礼送朱玉阶(朱德1886年—1976年，原名代珍， 字玉阶)。5月17日，陈兰亭、袁品文、皮光泽宣布接受刘湘改编，复因疑惧刘湘，于5月23日夜率部撤离泸城，乘船经合江入黔，后被杨森收编。

1928年1月1日免去杨森各职，委任郭汝栋接替杨森20军军长。但郭汝栋5月21日才到任。1928年6月杨森宣布重任20军军长,郭汝栋20军和杨森20军并存。郭汝栋20军在6月底攻击杨森失败后投刘湘。

1928年10月19日，刘湘挥师东下，截击来犯的杨森部。10月20日，刘湘在长寿铁山坪发起猛攻，杨森部大败。刘湘连克梁山、忠州、万县等二十三县，尽收杨森下川东防区，收编了杨森近三万人以及郭汝栋部，势力大振，任命陈兰亭为师长。他当师长后，回报桑梓，石柱、洋渡、高家镇、丰都投入了大量私产进行公益建设。在石柱县修建了第一条马路，洋渡的上码头、下码头、中码头、戏楼以及许多建筑为其修建，高家镇的石板街，丰都的老街等均为其私产投入。

1928年陈兰亭同拳友李圣端、郝中天、郑月南、王老延共同创办了“邢台国术研究社”（其前身为少林会），授拳场地先在羊市水坑北龙王庙前的广场上，后来迁至龙王庙东侧仁义巷李家大院邢台会宁李家商号的库房。学员发展到七十余人（因老师多系回族，故学员也以回族较多）。研究社虽是业余性质的民间组织，但在武德教育、课程安排、教学考核上都有较为周密的计划。邢台国术研究社到1937年10月日寇侵占邢台后才被迫停办。从其前身少林会计算，历时十三载。著名传人有陈固安、吴文翰等,为日后开拓武术，弘扬武派太极拳奠定了良好基础。 早在1922年，***员恽代英、刘愿安、曾润伯等人就在泸县开展建立***的工作，进行革命活动。还在川南师范学校组织进步团体，宣传马克思主义，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，在青年学生和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。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，泸州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。当万县“九五惨案”发生时，泸县国民党县党部联合工、商、学各界，发起“万案雪耻会”，全县70余法团踊跃参加，同仇敌忾，声讨英帝国主义。当北伐军攻占武汉时，全城召开庆祝北伐胜利大会，到会群众达3万多人。***员曾润伯、刘愿安、刘元、王寿昌、陈泽煌、熊太岳、王业鸥等，在泸州的工作相当活跃。

1926年下半年，北洋政府委任的“四川省长”兼“边防军总司令”赖心辉部的三个旅驻防在这里。赖心辉是四川三台人，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，后在熊克武部担任军职。讨贼战争期间曾任前敌总指挥。讨贼战败后即向北洋势力投降。当时赖心辉拥有1.4万多人枪，在川中有一定势力。但是，其部队成份复杂，内部极不统一。加上赖心辉与邓锡侯、刘辉等军阀积怨很深，在四川已感到处境不妙。前不久又被刘辉夺去富顺一带防地，便只有龟缩沙州一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赖心辉日益向反动军阀刘湘靠拢，政治上更是听从刘湘的摆布。

驻守沙州城的是赖心辉部第二混成旅，旅长李章甫原是刘湘所办的“合川传习所”的弟子，此时已成为赖心辉的亲信，也是“刘赖合作”的积极支持者。第十混成旅，驻沱江左岸小市一带。旅长陈兰亭是绿林出身，讨贼战争期间曾在刘伯承指挥下担任营长。第四混成旅（旅长袁品文）驻扎在长江右岸的兰田坝，离泸城5里地。

袁品文旅原是熊克武部第二混成旅的老底子。该旅曾在刘伯承指挥下参加民主革命，部分官兵经历过战争的考验，具有初步的民主思想。袁曾在刘伯承部任连长，更直接受到进步思想和救国救民精神的熏陶。讨贼战败后，袁品文部被赖心辉部收编，在川军派系斗争的倾轧之下，这支“后娘养的”队伍时时感到难以立足，甚至连补给、粮饷都发生困难。下级官兵时感饥寒交迫、难乎为继，在苦闷中寻找着新的出路。在四川军事运动期间，刘伯承认为袁旅工作基础较好，随即中共重庆地委先后派刘孟伉、邓作楷、童庸生三位***员前往该旅工作。刘孟伉曾任袁的秘书，常以三民主义思想启发袁的觉悟，开导他跳出旧泥坑，走上新的革命道路。不久，邓作楷应聘到袁部当政治顾问，负责主持全旅的政治训练工作。有关政治方面的训词和报告，大多是由邓作楷拟稿，袁品文向部下“照本宣科”。因而部队官兵经常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。

根据整个起义计划和党在泸州的工作情况，以及袁品文部的进步倾向，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以袁部为骨干力量，在泸州组织起义。

1926年9月间，***员童庸生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“泸州军运特派员”名义，携带广州国民政府关于“响应北伐，策动起义”的函件到达泸州，向袁品文转交刘伯承在去广东前写的亲笔信。在信中，刘伯承述说当前时局，嘱袁积极参加革命，听从党的指挥。有关起义具体事宜，由童庸生当面转达。

袁品文展示着刘伯承的亲笔信，内心激动不已。几年前跟随刘伯承参加民主革命，转战川中，所向无敌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。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要求，和急于改变自身窘迫境遇的强烈愿望，在这位旅长的心中迸发出革命的火花。他两次与童庸生秉烛长谈，详细询问刘伯承对泸州起义的意图和设想，表明自己的积极态度和即席而发的感想。童庸生在探明袁品文的底细以后，热心介绍北伐局势对四川政局的影响，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，指明革命方向，并初步交待了袁部在起义中将要担负的重要使命。袁品文明确表示：“愿以全部力量听党指挥，请向伯承兄转达我的革命决心。”

11月下旬，袁品文派邓作楷为他的私人代表，到重庆与刘伯承密商泸州起义的具体方案。刘伯承对袁的积极态度表示热情欢迎，又再。嘱咐做好各项准备，等待时机，听统一号令行事。

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广大民众的觉醒，依附北洋军阀的统治势力愈加动摇，军阀队伍内部的矛盾也愈加尖锐和表面化。驻守在泸州城内的李章甫，是一个死心投靠北洋政府的军阀，此人骄横暴戾，欺压民众，积怨甚多，人称“李牦牛”二近年来，李章甫独占泸州粮、油、盐、百货、统捐、护商和一切税收，中饱私囊，横行四乡。对于国民革命，更是百般阻挠，对民众运动施行压迫，顽固地维持军阀统治的旧秩序。就连同驻一地的友邻队伍，也不放过。他利用掌管的“城防”大权，滥施*威。所以，泸州的城防纠纷由来已久。

绿林出身的陈兰亭，脾气暴躁，不甘人下，面对李章甫的霸道行径，早已怀恨在心。为了要分享泸州的盐款、税收，多次与李章甫面对面发生争吵，两家仇恨愈积愈深。

在泸州城的三角关系中，袁品文起着特殊的作用。他虽然驻在隔岸相望的兰田坝，但对李章甫横行霸道的反动行为早就怀恨在心。然而，在表面上仍对李表示恭顺，不轻易外露，甚至在李章甫的宠妾过生日时，还送上厚礼，亲自过府“拜寿”。所以李章甫对袁品文较少戒心，还多次试探性地表示，要与袁友好合作一起对付陈兰亭。

鉴于李章甫坚持军阀统治的顽固态度和反动立场，刘伯承确定以袁品文部为基本队伍，吸收陈兰亭部为起义力量，利用矛盾，解决李章甫，摧毁泸州的军阀统治。然后将起义军调经顺在集中。

这一期间，中共重庆地委已获得川中军阀对革命的“宰割计划”。为了应付赖心辉调袁品文赴江津，使之与陈兰亭部隔离，然后分头消灭的严重局面，邓作楷频繁往返于泸州、重庆之间，不断向军委和刘伯承汇报，反复商讨起义的准备、发起及事后处置等各项细节。

袁品文按照预定计划，多次到小市与陈兰亭密谈，两下互诉衷肠，谈到夜深人静时，袁品文见时机成熟，便提出响应莲花池省党部的号召，解决李章甫，组织部队起义，参加国民革命军。对于革命，陈兰亭并没有深刻的认识，对摧毁军阀政治也不是从心里拥护，但除掉李章甫却是他隐忍在心的宿愿。这样，袁品文和陈兰亭在大的方向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，就立即商定解决李章甫的具体方案。

当时，驻泸州的李、陈、袁三部，形同三足鼎立。袁陈两部合作，有5000多兵力，而李部只有2000多人，袁陈在实力占绝对优势，要取胜是有把握的。但是李部占据泸城险要，易守难攻。要解决李章甫，必须两部同时动作，一部抢占钟山，使敌失去“龙头”之险；一部占领通往小市的两座城门和街道，使敌无城可守。再者，四川是军阀反动势力比较雄厚的地方，必须尽快解决战斗。如不能速战速决，必然会招致军阀们的围攻。如果那样就可能会在没有占领泸城的情况下，使起义遭受挫折。特别是泸城南岸肖镇南的反动民团，对起义军威胁很大。为使起义一举成功，必须“摧其坚，夺其魁，以解其体”。要达到这个目标，一定要擒贼先擒王，活捉李章甫。然而，李章甫久事军旅，为人好勇斗狠而残毒，刚愎自用而多疑，只可智擒，不可力缚。由于以上敌情、地形等条件的复杂性，就使泸州起义显得十分惊险和带有戏剧性。

泸州方面经过再三筹划，商定了智擒李章甫的方案，又急忙派人赶往重庆，向地委报告。刘伯承经过反复考虑后指出：“智取的方案是好的，泸州城易守难攻，不智取难以成功。但不可操之过急，要力求一举拿下泸州。”

12月1日清晨，袁品文按着预定计划，专程到李章甫官邸，邀请李前往兰田坝，参加袁品文部“军士训练学校”毕业典礼。这时，李章甫还完全蒙在鼓里，仍神气十足地催秘书誊写“训词”，以备上台训话。

上午子时许，李章甫因不知底细，仍怡然自得地翘起二郎腿，随袁品文乘一叶扁舟横渡长江，来到兰田坝“天上官”。军士训练学校校部，彩旗招展，鼓号齐鸣，列队欢迎李长官，袁品文按照预定计划，将河中大小船只调集南岸。然后，又派人以取“留声机”为名，通报陈兰亭：“（李牦）牛已牵来，事态进展顺利。”待李章甫等人进入客厅后，被袁品文事先布置的官兵一拥而上，将李章甫及随行人员一齐缴械。对城里来的其他“客人”也一律予以扣留。

接着，袁品文集合官兵讲话，鲜明地树起国民革命军旗帜，宣布起义。

在进行简短动员之后，袁品文立即命令第二团（团长许剑霜，***员）渡河攻占钟山，并亲率第一团和机关枪营渡河，作为预备队。同时，又令新组建的独立营向碗厂方向警戒，掩护兰田坝后方。

第二团在渡河后，迅速到达钟山。袁品文带领的预备队也运动到龙透关高地。当时，钟山由赖心辉直属的炮兵营把守。在起义军前后夹击下，敌军猝不及防，全部缴械投降。

在城区，陈兰亭部按起义计划攻占通往小市的两座城门，与李章甫部进行激烈的巷战，顿时，全城枪声鼎沸，人马喧嚣。入夜时分，李章甫的第一团撤入城内防守，排力进行顽抗，战斗非常紧张。袁品文闻讯以后，立即派两个营增援陈兰亭部攻城。双方仍相持不下。这种胶着局面，对起义部队十分不利。正在此时，袁部参谋吴孝恩挺身而出，报名入城劝降守敌。到拂晓，守敌在起义军的感召和军事压力下，两个团先后投降。起义军胜利入城，迅即控制制高点和交通要道，继续肃清顽抗的残敌。碗厂方向的敌人，在抵抗一夜之后，也溃退下去。李章甫部参谋长黎剑侯率六个连向东南方向逃遁，其余全部放下武器。

起义成功以后，袁品文、陈兰亭当即发出起义通电。公开宣布拥护国民政府，参加国民革命军，并号召全体川军响应。

推翻军阀统治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，参加国民革命，在当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，泸州起义理所当然地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。12月7日上午9时，嗵县各机关团体120多个单位，在小校场开会，热烈庆祝起义胜利，欢呼推翻军阀李章甫的残暴统治。尽管当时天阴雨细，寒风嗖嗖，当地民众仍踊跃参加，气氛十分热烈，到会者多达6万余人。

整个沙州沸腾起来了！

整个四川震动了！ 1935 年春夏之间，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四川。蒋介石命令薛岳统率吴伟奇 的第四军和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黔军同时入川追击；又命令贺国光率参谋团、康泽率别动队到四川，任务是督促川军堵截红军。

康泽率领着别动队，是“见官大一级”的“钦差大臣”。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，也为了“杀鸡给猴子看”，刚到重庆不久，他就以“整饬军纪、政纪”为由；把重庆警备司令部的上校参谋李绍舟给枪毙了。罪状则是“包庇烟赌和共党”。但是执法的既不是刘湘的“剿匪总司令部军法处”，也不是 重庆警备司令部，而是由别动队的政训处处长白良直接下令逮捕并执行枪决的。

李绍舟是重庆警备司令部的上校参谋，同时又是重庆袍哥团体“叙永乐” 茶社的“掌旗大爷”，在重庆“袍哥界”也算是个有名的人物。这次康泽的别动队要拿李绍舟开刀，人们都知道完全是白良假公济私一手制造的冤案。 事情的起因，据说是白良和另一名浙江籍的别动队官员到重庆金沙巷一 家妓院去寻欢作乐，碰上了李大爷手下的三个弟兄。双方为争夺一个姑娘发 生了争执，结果是“强龙难敌地头蛇”，姑娘还是让李大爷的手下人给架走了。事后白良向老鸨子唐二妈打听这三个人的来历，唐二妈不敢得罪“钦差大臣”，只好如实说出。白处长为了挽回丢失的“面子”，在浙江籍官员面前夸下了海口，说是一定要李绍舟把这三个人交出来由他处置。事后白良去找李绍舟要这三个人，尽管李绍舟明明知道这三个人是谁，但是一者这种争风吃醋的“骚事儿”以尽量不扩大为上，二者出于袍哥的义气，也不愿将自己的兄弟伙儿送到别动队去挨打受气，于是就以“不知道在金沙巷闹事的人是谁”为由，拒绝交出人去。白良碰了这样一个软钉子，觉得在同济面前失去了威信，下不来台，气上加气，老羞成怒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决心杀李绍舟这只鸡给其他袍哥军官那些猴子们看。于是捏造了以上罪名，也不经法庭审判，直接由白良下令执行枪决。

事情当然不会这样简单就结束。一方面是李绍舟在重庆袍哥界有一定势 力，他的“兄弟伙儿”不肯就此善罢甘休；另一方面川军将领们对别动队的 飞扬跋扈盛气凌人也心怀不满。特别是刘湘二十一军的师长潘文华、重庆警 备司令李根固，以及出身“绿林袍哥”后受招安为师长的范绍增、陈兰亭等将领，都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儿去，暗中鼓动中下级军官，要与别动队作一番武装较量。

白良是四川岳池县人，对四川的袍哥并不陌生。此人工于心计，得知川军将领们鼓动部下寻衅闹事，并不怯阵，而是沉着应付，不但不把李绍舟秘密处决，反而决定由别动队押解李绍舟游街示众以后再赴刑场，且看川军将领们能有何作为。到了李绍舟游街枪决的那一天，沿途人山人海，人群中有人高呼：“李大爷做了染红别人顶子的冤死鬼！”警备司令部和市警察局以“维护治安”为由，派出了大批的武装军警和便衣儿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一有动静， 立刻接应。袍哥以及各界为李大爷摆的“香案”设的“路祭”，更是一台接着一台，押解李绍舟的别动队人员，连向前走动一步都很困难。按袍哥和军官们的猜想，一路上设置了这么多的“障碍”，把别动队给惹急了，一定会出面阻止干涉的。只要别动队一阻止，双方一发生争执，引起武装冲突，事情就会越闹越大，甚至无法收拾。没有想到白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出发之前，再三叮嘱押解人员：任凭沿途有多少人路祭、谩骂，一概置之不理，决不许有任何粗鲁的举动，以防“激起民变”。只要把罪犯押到刑场，执行了枪决，就算完成任务。因此，押解和行刑人员，一个个全都忍气吞声，哪怕半天只移动一步，也耐心奉陪到底。由于白良采取“不抵抗主义”，坚决不开第一炮，袍哥军官们也只能做到“骂骂而已”，并不敢动手抢夺，而如潮的人群，也总有散去的时候。袍哥军官们白费了许多人力物力，也只能眼看着李绍舟饮弹而亡。双方较量的结果，依旧是白良得胜。 1916年3月中旬，为了配合护国军主力在川南与袁军作战，刘伯承率护国军第一支队准备攻克长寿县，以牵制敌人兵力。

刘伯承根据长寿易守难攻的特点，积极争取长寿城内的警备队起义，警备队在护国军的策动下准备起义，但当刘伯承率队攻击时，警备队却发生变故，护国军伤亡很大，只好转向和长寿位置相似并很重要的丰都前进，准备夺取丰都。

丰都，是袁军从水路入川的必经之道。历史上被文人墨客称为鬼城。刘伯承率队行至丰都三十里的马口垭时，派人进城侦察敌情。当时，丰都守敌总数两个团，不论从装备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护国军，按正常情况，护国军没有取胜的可能，但侦察员歼敌心切，就谎称城内只有守敌两个营。经过研究，刘伯承决定以“鬼”克鬼城，派康云程进入城内，里应外合，消灭守敌。

三月三十日子夜，丰都城内万籁寂静。一群“鬼”出现在城门附近，守城的北洋军哨兵眼见判官、阎王、小鬼步步逼来，吓得魂不附体。于是，“鬼”们顺利地收缴了哨兵的武器，打开城门。刘伯承率领部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，袁军虽然人多，但混乱中也不知道来了多少护国军，纷纷掉头奔逃，护国军很快占领了丰都城。

逃出城外的袁军从枪声断定护国军人数不多，便伺机掉头反扑。刘伯承身先士卒，带头冲锋，当他掉头招呼一个落在后面的士兵时，却不幸被一颗敌弹射中，子弹从颅顶射入，从右眼眶飞出，血流如注，他当即昏厥倒地。过了一会儿，刘伯承苏醒过来，他试图站起来继续指挥战斗，却又重重摔倒在地上，他匍匐爬行，终因体力不支昏倒在一家水烟店前。一位有正义感的青年，他从刘伯承的军服上辩认出伤者是护国军，二话没说，就把他扶入店内，抓了两把水烟丝捂在伤眼上，说是水烟可以止血，然后又找了块净布将伤口裹好，为防不测，他将刘伯承藏在了店内的一间小屋里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刘伯承在昏迷中感觉到浑身火烧火燎，他用手擦去眼睛上的淤血，发现屋子被敌人的炮火击中燃烧起来，房顶上的木料正带着火苗往下坠落，他急忙使尽全身力气爬出店外，终因伤势太重，又一次昏了过去。

昏迷中，刘伯承听到一个象是老板的声音吼道：“丘二，来、来、来，快把这人拖到别处，莫要他躺在我的店门口。”

被叫做丘二的人应声而来，这时，刘伯承的两只眼睛看不见东西、又动弹不得，只听到成群的苍蝇在耳边嗡嗡飞，争先恐后爬到他眼睛上舔血。他心里很紧张，心想，要是他们把我扔到哪个阴沟里，那就非死不可了。这时，他的手在口袋边触摸到三块硬硬的东西，不禁萌生出一线生的希望。当那个丘二来到跟前伸手拽他时，他一边将身上仅有的三块银元往丘二手里塞，一边说：“好兄弟，手下留情，将我送到新庙场，一定重谢！”不料，丘二是个深明大义的青年，他推开刘伯承递过来的钱，背起刘伯承就向城外走，一面走一面说：

“打北洋军的都是好人，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”

约摸走了三五里路，迎面突然响起了枪声，很快有一群人来到了他们跟前，只听其中一人说：“这不是刘队长吗？你把他往哪儿背？”丘二说：“他要我送到某某场。”

来人说：“我们知道了，你回去吧，你这样背他走，碰到北洋军，不整死他才怪呢？我们来送他吧。”

原来，这几个人是化装进城做内应的袍哥，当下，他们用一件皮袍子把刘伯承没头没脑包起来，用一根竹竿抬起来走了。就这样，刘伯承算大难不死，逃了出来。

注：

丘二、丘桂在石柱、忠县、丰都一带的意思“无名字”或者为“伙计”“跑腿儿的人”的意思，原来这人就是陈兰亭，后来经刘伯承把陈兰亭的部队收编为正规军，一块参加护国运动。 1949年12月9日，刘文辉、邓锡候、藩文华、陈兰亭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总联名发出起义通电，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，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。参加彭县起义的川军将领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、原川军保定系首领之一田颂尧，第95军军长黄隐，川湘鄂边区绥靖副主任陈兰亭以及四川省财政厅长、省银行董事长邓汉祥等。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于12月21日率3万人马在金堂、广汉起义。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于12月24日在彭县通电起义。四川挺进军总司令范少增亦于同月在渠县通电起义。成都市长冷寅东亦宣布起义。此外，参与起义的还有陈克非、喻孟群、刘兆藜诸部。

24日，陈兰亭等就接到了朱德总司令的复电。电报说：欣悉将军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，参加人民阵营，甚为佩慰。并要求邓等所属部队，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约法八章，响应第二野战军的四项号召，改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，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，建立革命秩序而奋斗。这时，刘文辉、潘文华卧病在床，陈兰亭代潘文华指挥56军，择要设防，对胡宗南部采取临战姿势，以配合解放军歼灭敌人；又派出部属协助中共地下党组织，策动受命准备进攻起义部队的陈克非，罗广文等兵团的部队起义。

在邓锡侯、刘文辉、潘文华、陈兰亭率部起义的配合下，四川省会成都市终于实现了和平解放。30日，陈兰亭等起义将领和成都市人民群众一起，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司令员，王维舟副司令员率部胜利入城。陈兰亭享受起义将领的待遇，直到1961年去世。